我爱邮票

    倒票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以倒卖邮票获利的投机活动盛极一时。

　　1898年中东铁路在北满地区开工修建，沙俄通过华俄道胜银行便掌握了该地区的金融市场，卢布（俗称羌贴）在北满地区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俄罗斯十月革命后，卢布急剧贬值，北满各界深受其害，损失惨重，金融币制一片混乱。

　　1919年，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通过其设在哈尔滨的分行开始发行中国人自己的纸币———国币券。因此币票面盖有“哈尔滨”及“凭票即付国币”字样，俗称“哈大洋”。当时规定，哈大洋以上海和天津两处通用之现大洋为本位，可与之随时兑换；哈大洋在国有邮电、铁路交通机关一律通用；“东北当局保证哈币之兑换”。

　　哈大洋发行之初，对收回中国币制主权，稳定北满地区的金融市场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信誉较高，流通日广，不到二年便在与众多货币的角逐中，一跃成为哈埠的主要流通货币。

　　但是，从1924年起，东三省官银号、黑龙江广信公司、边业银行也陆续开始发行哈大洋。很快，哈大洋发行数额大增，币值开始日益低落，严重时其价值竟崩落至30％，根本无法与现大洋等值兑换。

　　当时，哈大洋虽贬值，但仍可以购买到同等面值的邮票，在全国通用。于是，便有人开始利用哈大洋与现大洋之间的差价做起买卖———倒票。

　　这样，“贩卖邮票者以哈大洋买的邮票，运之于通用银元之地而售之，则每百分邮票可获利数角”。哈大洋贬值愈烈，贩票者获利愈大，倒票成为一种见效快，利润大，便捷而保险的获利方式。很快倒票者大量出现，邮票成为颇为紧俏的物品。以至各地邮局都一律规定：“每人购邮票至多不得超过五十分，且须持有待邮之信件，若无信件则只准购邮票十分。”

　　1927年4月，设在哈尔滨的吉黑邮务局不得已做出断然举措，规定在其所辖之吉黑两省各邮局出售之邮票均需加盖以“限吉黑贴用”字样，仅限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境内通用，“除去吉黑邮务区之外，则不生效力”。并于当年发行北京新版帆船“限吉黑贴用”邮票，全套20枚。此举一出，轰轰烈烈的倒票之风，戛然而止，“遂寂然无闻矣。”

    加盖

　　1934年，中共珠河中心县委通过在“白地盘”（即敌占区）的地下党支部，做爱国商人的工作，使中东铁路蜜蜂站的五藏臣小铺、牛家小铺、范家小铺、孙淑荣小铺以及乌吉密的“大来新”、“增之盛”等商号，以遵章经营为掩护，暗中用多种方式，把大量的棉花、棉衣、鞋帽、药品、食盐、纸张和弹药等物资销到根据地，资助抗日联军。由于人民群众的有力配合和英勇斗争，粉碎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和经济封锁。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北满各地邮局奉人民政府的命令或在人民政权领导的范围内，各自加盖邮票使用。出现了哈尔滨、双城、呼兰、冲河等地在伪满邮票上加盖“中华邮政”、“中华民国”、“胜利纪念”、“光复周年”等字样的邮票。也有邮局工人出于爱国激情自行加盖；另有一种申请加盖，就是邮人（集邮者和邮商）得知邮局加盖邮票后，纷纷持自己收存的伪满邮票到邮局要求加盖。各地邮局态度不一，有的严辞拒绝，有的给予加盖。

　　在哈东地区的珠河、苇河县，就曾有珠河、帽儿山、小九、苇河、石头河等地方加盖的邮票出现。

　　光复后，珠河（今尚志）街邮局局长肖秉恒，把销剩的伪满邮票缴到哈尔滨邮政管理局后，便跑了，再也没回珠河。

　　1945年，欢庆抗战胜利时，人们沉浸在狂喜和欢呼之中，漫天的烟花，动地的爆竹，人们喊哑了嗓子，像疯了似的痛饮烈酒，素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搂抱拍打欢呼雀跃，人们彻夜不眠，喜悦几近疯狂。帽儿山东的蜜蜂村，有个大成清杂货店，会计毕作新深为当年家乡店铺同仁，冒险资助抗联而感动，又对赵一曼的抗联游击队的英勇斗争而敬佩，更为抗战胜利而兴奋，他是个集邮迷，又与帽儿山邮局临时负责人赵书田熟悉，便去帽儿山找赵书田帮忙，为其弄点伪满的邮票。赵书田认为光复了，伪满的邮票已经作废了，便给毕作新一些整版的伪满邮票。毕作新亲手用胶皮刻制了“九·二胜利纪念”和“光复纪念”字样的两种戳记，在伪满邮票上加盖后邮寄信件和分发邮友，用这种方式庆贺胜利，把喜悦传递给更多的人共享。据哈尔滨集邮家李登汉回忆，当时，他曾在哈尔滨松江邮票社苏子西处，见过毕作新寄来的实寄封。 

    上世纪八十年代，邮市为了便于区别，便把毕作新的帽儿山加盖邮票和同期的珠河、苇河、小九、黑龙宫、石头河等地加盖邮票统称其为“臆造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