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邮票

解放前，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严密封锁，各个根据地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以及货币金融工作都是相互独立分散管理的，货币一直实行“统一领导，分散发行”的方针，各根据地的货币仅限于在本解放区流通。如晋察冀有晋察冀边区银行，晋冀鲁豫有冀南银行，山东有北海银行，晋绥有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有陕甘宁边区银行，东北有东北银行，中原有中州农民银行，华中有华中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自己的货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流通范围较小、种类繁多的区域性货币和地方流通券。这些货币大多源于抗战时期。那时，各根据地之间处于被敌分割、封锁状态，各自为战，为了对付敌人的经济封锁，不得不“自立门户”。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各解放区开始连成一片，原先的割据状态被打破，野战军跨区作战频繁，各区之间物资交流、贸易往来增多，新形势要求各解放区统一财经政策。因此，1947年4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委派董必武为主任，调整华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的货币、贸易关系，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

统一货币就要有统一的银行。这个银行叫什么？董必武询问了华东解放区主管财经的几位领导，他们建议称“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副经理何松亭认为称“中国人民银行”比较合适，因为新中国成立指日可待，新成立的银行不仅要完成统一各解放区货币的任务，还应该与新建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联系起来。董必武采纳了何松亭的建议。

半月后党中央批准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名称。1947年深秋，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在距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仅二华里远的夹峪村成立。1947年冬天，在河北平山县夹峪村一座农家小院的门前，挂出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筹备工作由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的南汉宸负责。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有何松亭、武子文、孙及民、石雷、秦炎、王厚朴等十几人，主要来自位于河北阜平的晋察冀边区银行。

在中国人民银行筹建的过程中，对各解放区银行的印钞厂也进行了改组，将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制局改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制局，驻地在阜平县；将晋冀鲁豫边区各印刷厂合编为第二印制局，驻地在涉县；将北海银行、华中银行各印钞厂合编为第三印刷局；将华北银行直属印钞厂确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属印刷厂，驻地在石家庄。首批发行的人民币主要是在河北境内的阜平、涉县和石家庄印制的。

第一套人民币的票版设计主要由坐落在阜平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制局的王益久、沈乃镛担任。两人以王益久为主，负责票版正面设计；沈乃镛为辅，负责票背面设计，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是当年各解放区印制部门艺术水平最高的票版设计师。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各国钞票上都印有开国领袖的肖像，所以人民币的票版设计好后，先送到毛泽东那里征求意见，并准备选一张他满意的照片印在钞票上。毛泽东看了票版摇了摇头说：“我是党的主席，并不是政府的主席。这票子是政府发行的，还是别印我的头像吧。如果以后能当政府主席再印不迟。”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币上的领袖像改为反映解放区生产建设的画面。

由王益久和沈乃镛设计的第一套人民币，10元券正面图案为车水灌溉和矿山，反映工农业生产；20元券正面图案为矿山采煤和工人推动煤车，反映工业生产；50元券正面图案为毛驴车水和矿山工厂，100元劵为耕牛和工厂，也是反映工农业生产的。

1948年初，南汉宸请董必武为人民币票版题写行名。董老谦逊地推辞，说自己的字不好看，建议请他人书写。南汉宸说我见过董老的字，很漂亮，适合印制在新版的人民币上。于是，董必武在西柏坡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挥毫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伍拾圆”几个端庄大方的毛笔字。“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一直用到现在。其中“国”字和“银”字过去是繁体，后来改成了简体。

中央批准后，华北财经办事处便开始酝酿人民币印刷问题。当时，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刷局的印钞设备在华北解放区是最好的，拥有大量胶印机，生产规模也是最大的。南汉宸主张新货币由晋察冀边区设计和印制。9月，在南汉宸的陪同下，董必武前往太行山区的阜平县南峪村实地考察。董必武亲自了解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印刷局的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对此十分满意。

1948年10月3日，经过党中央五大书记同意，人民币在阜平县南峪村开机印刷。村里盖起三排坐北朝南的机房。银行的工作人员住在村子附近，对外一律称“新大公司”，人们都不知道这里是印票子的工厂。南峪，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省市地图上根本无法找到它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小山村，1948年10月3日发生了一件影响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大事——第一张人民币诞生了。第一张人民币被当时任发行科长、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离休干部石雷先生所收藏。

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暨人民币正式发行。解放区人民从此告别清政府的制钱、北洋政府的银圆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堂堂正正地花上了自己的票子——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