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邮票

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前，重读王三义于1986年10月1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改革集邮管理体制 开放集邮市场》，这种感慨便油然而生。

整整30年过去了。于今回首，尤为令我感喟的是，认识事物需要时间。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久旱逢甘霖”的中国集邮活动开始复苏。彼时，随着商品经济渐趋活跃，集邮所蕴含的经济意义也慢慢显露出来。中国邮票总公司和北京市分公司营业部相继对外营业，但作为国营邮票供应主渠道，经营的邮品数量较少，品种单一。于是，交换、买卖邮票的民间自发邮市便冒了出来。很多老年邮友都记得，当年虽然被有关部门视作“投机倒把”而屡屡查抄，但北京街头，如东华门、六部口、十里河、礼士路等地段，仍常年游弋着“打不散的邮（游）击队”。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有人开始在报刊上呼吁：堵不如疏，应当给集邮者提供一个正当的交易场所了。

1984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成千上万的集邮爱好者集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首次北京集邮交换日”（由北京市集邮协会与北京日报社联合主办）的横幅下，公开地、自由自在地交换邮票。之后，北京市及各区集邮协会，都在努力促成建立邮票市场。但阻力也不少，责难、泼冷水之声不时可闻。在这种背景下，王三义“改革集邮管理体制 开放集邮市场”的呼声，道出了众多集邮者的心声。此文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我国的集邮管理体制在实践上否定了集邮品的交换和买卖是正常的集邮活动，否定了集邮商品的价值规律，从而极大地限制了集邮品的正常流通，使得集邮领域成为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搞活一片大好形势下的一个沉闷的角落”。“全国集邮爱好者已达500万人，开发邮票市场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熟知集邮并有法学专业背景的作者恳切地建议：“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加强市场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集邮法规”。作者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情，跃然纸上。

不难想象，这篇聚焦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直抒己见的文章，一经发表在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尽管编者小心谨慎地将此文置于“工作研究”栏头下），便引发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叫好的有之，摇头的亦有之。但时代那种旁若无人般的进步毕竟不可阻挡，只是好事多磨罢了。1988年5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主办的月坛邮市“千呼万唤始出来”。全国各地诸多邮市相继建立。直言不讳地论说邮市、报道邮市，渐成新常态，刘格文在《集邮》杂志开办的“月坛月月谈”专栏，就引发了集邮圈强烈反响，成为数年来人们观察京城邮市、获取一手信息的必读之文。

流年似水，回望改革开放以来集邮市场走过的路，可以看出，邮市兴旺，利国利民，对集邮事业的发展和国家集邮业务收入的增长大有促进，而老百姓也多了一个投资渠道，这与国家鼓励民间投资多元化是相吻合的。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各地文交所创新业务，将邮票钱币搬上了电子化交易平台，市场形态更为多样、活跃。与此同时，从法规上不断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化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对邮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王三义30年前撰文疾呼的良苦用心、诸多同道的不懈努力，已收“开花结果”、蔚为大观之效。

温故知新。30年来，中国邮票市场之变及人们的观念之变，不啻是一册别致而耐人寻味的市场经济教材，亦可视为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缩影。这种恍如隔世的变化足以引以自豪，给人以开拓奋进的勇气和力量。作者：康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