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邮票

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代文化名人夏衍（1900—1995），一生涉猎极广，在戏剧、电影、文学、新闻、翻译、统战、外交、出版、收藏领域都有很大的成就。

本文集中聚焦夏衍在收藏领域的贡献。

《纳兰性德手卷》的藏与捐

20世纪50年代，夏衍任职文化部后，对文物、书画渐感兴趣，常去北京琉璃厂一带觅宝。夏衍曾说：当时有不少人和我一起跑琉璃厂，邓拓、田家英、阿英等，个人兴趣不同，收藏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纳兰性德手卷》是夏衍1960年在琉璃厂发现的。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芳，清初大学士明珠长子，卓越的大词家。这手卷共集得他致挚友张纯修书简28通，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夏衍看到，欲即购之。当时卖方索价2000元，大大超出了他的购买能力。数日后一友告诉夏衍，有人愿加价求购。夏衍闻讯，为难之际，适逢有一笔稿费送到，便毫不迟疑地购下。“文革”时，手卷和所藏书画均被抄走，落实政策发还物品时，手卷“失踪”，夏衍痛心地说：“其他文物不见无所谓，但纳兰性德一定要追回。”后来在举办林彪罪行展览时，从成批的文物中发现了此卷。又费了许多周折，总算物归原主。

1989年4月，夏衍致信上海市文管委方行：我收藏的《纳兰性德书简卷》，打算捐赠上海博物馆。这是海内孤本，还是让国家保护为好。同年8月，方行带领“上博”工作人员前去接收。夏衍说：“把这东西交出，总算了却一件心事。”

1994年8月，夏衍将另2800本藏书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

书画的缘分天空

20世纪50年代后期，夏衍与白石老人过往甚密。每当夏衍带着崭新的钞票向老人买画时，白石老人都笑得合不拢嘴。许多书画，老人当场泼墨并题款“夏衍老弟”。夏衍收集到不少白石老人的晚年精品之作，如《贝叶秋蝉图》《鼠子闹山馆图》等。

叶浅予在《夏衍珍藏书画选集·序》中这样描述，夏衍曾对我说：要把扬州八怪收齐，而且必须件件精品，才算心满意足。收藏扬州八怪的人不少，但收齐的不多，特别是高翔（1688—1753），传世作品很少。但我居然有两幅，其中高翔的《行书诗翰册》是浙江的陈叔通（1876—1966）割爱送给我的。

还有八怪之一汪士慎（1686—1759）的《墨梅长卷》，连著名的文博专家徐森玉（1881—1971）见后，都称夏衍运气太好了。

1989年，夏衍向浙江博物馆捐赠书画94件，其中扬州八怪33幅，齐白石12幅，此外，还有吴昌硕、陈衡恪（1876—1923）、黄宾虹、张大千（1899—1983）等名家珍品。2014年7月，浙江博物馆举办《沈氏曾藏——夏衍先生捐赠书画珍品展》，使人们重温夏衍的高风亮节。

集邮的那份真情

夏衍曾说：“我十四五岁开始集邮，时间大约是1914年前后”。

日本留学时，夏衍就收集大龙邮票，以后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这一爱好。1955年元宵节，夏衍从原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手中，一次性获得六十余枚大龙邮票，“真是机会难得！”他高兴地说。1983年，中华全国集邮展览时，夏衍的红印花邮票邮集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全国集邮联副会长的珍贵邮集一起被作为荣誉级展品陈列在中国美术馆一楼圆厅内，并获得全国邮展组委会颁发的以《奔马》邮票小型张为图案的荣誉奖牌。

夏衍集邮的故事颇多。

建国初，夏衍任华东区行政公署宣传部长，由于集邮，结识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周煦良教授（周今觉之子）。周教授将收藏的一套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赠送夏衍留念，并介绍夏衍与著名集邮家姜治方认识（姚文群编著的《名人与集邮》P44）。后来，他与姜治方之间的集邮友谊传为佳话。夏衍的儿子沈旦华在《回忆老头》一文中，谈到父亲集邮的故事：

抗战胜利，作为《新华日报》总编，他第一批坐飞机经南京到上海，闲暇之时，去虹口逛地摊，当时日本人遣返归国，带不走或者要变现钱的东西都在地摊上出售了。他发现一个日本老太太，出售的邮集是日本最早期邮票，而且是实寄封，反映了最早上海和日本通商的情况，他用日语问价，老太太要5000元，真是一笔巨款，按习惯日本人是不会讨价还价的，他想了想，约定明日再来，回去后向我外公借了钱，买了这本邮册。1985年，日本集邮权威来我家看邮票，见了这本邮册，开玩笑说：“这是日本的国宝，我用500辆丰田小轿车和你交换，还是让它回国吧。”老头立即说：“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国宝是否也可以归中国。”当即两人哈哈大笑，可见它的珍贵。

1991年1月23日，夏衍将珍藏的邮票（品）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捐出清代邮票332枚，日本邮品106件（《夏衍传》P747）。藏品中有极为珍贵的红印花加盖小字4分四方连、红印花大一元直六方连、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及小龙毛齿四方连等。

据夏衍的秘书李子云回忆：1952年，夏衍在上海花300元买下了红印花加盖小字4分四方连。

著名集邮家林衡夫说：红印花加盖小字4分四方连最为珍贵，加盖量仅200枚，四方连更罕见。

藏品中还有一部日本早期实寄封片集，其中首页第一枚是1874年实寄日本邮政明信片（日本首次发行邮政明信片是1873年）。《夏衍传》655页展示了1枚夏衍旧藏日本《昭和大礼首日封纪念实寄封》，盖戳日期为1928.11.10。

2009年，夏衍长女沈宁向上海博物馆捐赠父亲留下的7539件邮品。

夏衍慷慨向国家捐赠自己的藏品，一再声明：一不要奖金，二不要奖状，唯求妥为保存，不要失散。另有一个小小要求，希望在收藏过的作品上盖上一方“仁和沈氏曾藏”印章。这印是齐燕铭1976年逝世前的绝作，原设计的印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衍请他将“珍”字改为“曾”字（《夏衍传》P747）。夏衍还说，“这些收藏都是国家的，我只是代为收集而已。（《夏衍研究文集》P229）”

文化部副部长的殷殷邮情

1954年，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后，积极支持邮电部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使中国邮票从选题、设计到印刷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联想这一时期发行的《金鱼》、《蝴蝶》、《丹顶鹤》、《菊花》、《牡丹》、《唐三彩》等一批精美邮票，就不言自明了。

20世纪50年代，《集邮》杂志主编邵伦曾向夏副部长请示如何办好《集邮》杂志，夏衍说：“中国的集邮杂志嘛，当然要以报道中国邮票和集邮活动为主，还要逐步组织专门文章，系统介绍我国邮政沿革史料。”夏衍亲自撰文，在《集邮》杂志上发表《从邮票看我们的跃进》，他说：“作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愿乘此机会祝贺我国邮电事业的发展和欢迎这几套特别值得纪念的纪念邮票的诞生。”

1959年国庆，夏衍在《集邮》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新中国邮票发行提出了期望。他说：“很长一个时期内，旧中国的邮票用一艘帆船来作图案。现代的邮票却以钢铁、煤炭、体育等作为图案。从清代一直到蒋介石统治时期，邮票要送到日本或者英国去印刷。今天，一个现代化的北京邮票厂投入生产了。过去，邮票的票面面值是直线上升的，国民党时期1947年至1948年曾经发生过6个圈的巨额面值的普通邮票。解放后，我们的邮资不仅稳定不变，而且还降了价。过去，邮票的图案是由帝国主义分子的洋人设计的，现在我们自己的美术家们也踊跃地为邮票设计多种精美的图案了。”

1962年5月19日，在邮电部讨论邮票出口问题的一次会议上，夏衍指出：“今后发行新邮票题材应尽可能地更广泛些，政治色彩不宜太浓，花卉、运动、珍禽、异兽等专题邮票可多些。”“要把邮票办成动物园、植物园、博物馆。”

1980年，停刊近14年的《集邮》杂志复刊，第一期刊登了夏衍的《集邮寄语》：“《集邮》杂志的复刊是全国广大集邮爱好者的一件喜事。作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他呼吁：“为了促进我国集邮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应该建立全国性的集邮协会。”1982年1月30日全国集邮联宣告成立，夏衍的呼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全国集邮联“一大”召开之际，夏衍做了书面发言《祝贺与希望》。

1983年11月28日，中华全国集邮展览开幕，王震、宋任穷等领导同志均为全国邮展题词，夏衍的题词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同时，人也是可以或者应该有一点爱好和情趣的，集邮就是一种可以增长知识，陶冶性情的高尚的文娱活动。”

几点启示

一、夏衍是一本书，收藏仅是其中的一个章节。他丰厚的学识底蕴，丰富的文化功底和实践经验，锤炼了一双孙悟空般的火眼金睛，收藏领域取得的成就，是他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的一个折射。“日本老太”的故事，说明没有慧眼，就是“宝贝”放在你面前也不识货。

二、少而精的意识和藏品的归宿。夏衍曾说，“把扬州八怪收齐，必须件件精品。”这句话的节点是“齐”“精”，这是一个难于上青天的目标，他为之奋斗，寻寻觅觅，创造了奇迹。他还说，藏品“生前处理掉好”，这个良方可供后人深思和参考。著名集邮家林衡夫也说过：“集邮前辈张包子俊、居洽群、沈曾华、林崧、俞炳森、杨立等的邮集不都散了吗？”藏和散是辩证的，有散才有藏。

三、寄希望于年轻人。夏衍晚年曾多次谈到这一问题，1986年，在杭州大学与大学生座谈时，他说，“希望就在今天的年轻人，特别是今天的大学生，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就要把基础打扎实。你们是面向21世纪的人啊。至于收藏，包括集邮当然寄希望于年轻人，因为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作者：吴鑫发